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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 | 上海邻居钱先生:我的校友在台北

夏新民 新三届2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夏新民,武汉人,湖北大学78级,主修化学。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化学分析和材料研制,曾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并有其它几项技术成果。退休后客居上海,曾以“琴台散仙”及本名,在网络发表文章及古诗词若干。


原题

我的上海邻居钱老先生




作者:夏新民



钱老是我客居上海的老邻居。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大楼,同一个单元。我认识他,已经五年了。这期间,我与他,每日相逢在小区的林荫小道上,朝夕问候。我知道他姓钱,知道他的大名,称呼他为钱老,还不到两个月。五年来,我对钱老,三个时段,三种称呼,依次是老爷爷,老先生,钱老。其中第一时段的“老爷爷”,占了五年中四年大半的时间。


我喊他老爷爷时,他刚搬来小区不久。那是初秋,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和外孙女一起,在去小区会所舞蹈室的路上,第一次遇到了他。他是那种茫茫人流中,一眼就会夺去路人目光的人。他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气色红润,穿一灰白格子衬衫,戴一钛合金框眼镜,约莫一米八的高个,七十多岁年状,鹤发不乱,丰神疏朗。他第一见到我的外孙女,便迎上前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巧克力,弯腰递上,吴语软软地说,“小妹妹,给。”外孙迟疑间,望我一眼,我马上对她说,“快,收下。谢谢老爷爷。”


我们在家教过外孙女,不要接受陌生人食品。但面对这位跨越时空,似乎是从民国上海吴江路上迎面而来的老克勒爷爷,如此善意的眼光和举止,我们无法拒绝。


小区里有不少的小朋友,阿姨带的居多。老爷爷的口袋里有不少的糖果巧克力,遇到喜欢上的小朋友,他都会掏出来,送给他们一颗,阿姨们都会谢谢,喊他爷爷。只有我和我的外孙女,无论是否接受他的巧克力,但凡遇到,都要多加一个“老”字,叫他老爷爷。


我喊他老爷爷,是跟着我的外孙女身份称呼的。我不知道他真实的年龄,估计大我七八岁吧。他一点都不显老,尤其是他从你身边走过时,你感受得到。他穿着考究,身板笔直,脚步缓而有力,老健有生气。

我们这个小区在黄浦江边,离浦东新区三座标志性的建筑,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大厦,金茂大厦,近在咫尺。小区内的人造风景,草坪、小丘、石桥、流水、亭阁、轩榭、球场、泳池,星罗棋布。几年过去,老爷爷倘佯其间,不见变化。他与小区景色,相互辉映。我与他相遇,都会远远地驻足良久,单看不厌。


直到去年,我才知道老爷爷真实的年龄。


那天,我送外孙女上学归来,在小区的林荫道上又遇到了他。他一个人,我一个人,正好都没有事,我们停下脚步,比平常多讲了几句话。

我们这个小区,外籍人多,台胞也多。仅仅我们这栋楼,就有好几位台胞。例如我的一位泳友,李先生,就是台胞。他曾跟我说过,他与星云大师相识,给我看过他们两人合影的照片。我和老爷爷的话题,由此展开。他对我说,四年前他去过台北。


我问,“您是台胞?”“不是。”“您去旅游?”“也不是。我去参加校友聚会。”“校友聚会?”我很奇怪。心想,老爷爷这个年龄,又不是台胞,怎么会去台北参加校友会呢?“是的,”他看我疑惑不解,接着说,“圣约翰大学的全球校友会。辜严倬云邀请我去的。”

“辜严倬云,那是辜振甫的遗孀,严复的孙女啊。”他对我知道这一点,好像并不奇怪。

我接着说,“北燕京,南约翰。这是当年闻名华夏的两所标杆性大学啊。”我是很早知道圣约翰这所大学的大名的。那是五十多年前,我读高中时,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很优秀的的一位,她的父亲,就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知道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显赫的人物,如,宋子文,林语堂,顾维钧,李慎之,邹韬奋,张爱玲,周有光,董乐山,荣毅仁等等,都是出自该校。

钱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我对老爷爷肃然起敬,但随即产生了疑问,圣约翰大学是1952年就被撤销了的。这与他的年龄相符吗?于是,又问,“您老高寿?”“89岁。”


说实话,听说老爷爷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倒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惊异。他内儒外洋。古风为骨,海派为表。正印合了那所中西合璧百年名校的特征。但89岁的高龄,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在小区里,他多独自一人散步。偶尔会看到他家老太太和他一起。老太太的年龄,好像也只刚过七十啊。小区内,很少见到他们家的老太太。见到的时候,她多半是开车,SUV,带老爷爷外出或回家。老太太着装时新,色彩鲜艳,雍容大方,十分抢眼。有一次,我还遇到她骑着电单车,在小区内的马路上,风驶电掣,从我身边呼啸而过。这与她驾驶的SUV,反差也太大了吧。她看我吃惊,大呼一声,“万友买菜,方便。”万友是小区隔壁的菜场,近。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弥漫,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电单车已经转弯,人影车影,都早已不见了。


这老爷爷老太太,举止形态,怎么也不像是一对八十开外的人啊。岁月在他们两人身上,忘记了流淌。


今年上半年,我好像有几个月没有看到老爷爷。等到我三个月前,再见到他时,我大吃一惊,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走路也柱上拐杖了。我开始称呼他老先生了。这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也不是因为他用上了拐杖。而是因为三个月前,我外孙已经离开上海,到很远的地方上学去了。我单独面对,以老先生称呼,以示尊重。


这个称呼维持不到一个月。我刚刚知道了他的尊姓大名,我对他的称呼,又随之改变。


那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了老太太,她像往常一样,又热情,又精神。我对老先生的身体表示关切。我说,“老先生,今年拄上拐棍了。”但怕尴尬,话锋随即一转,“他老人家是圣约翰的,真了不起。”老太太是那种以老爷子引以自豪,且溢于言表的人。她说,“他是圣约翰的医学博士。邱财康,你知道吗?当年就是我们家老爷子抢救的。他是抢救小组的副组长。”邱财康,我当然知道。我读小学时,看过抢救大面积烧伤的钢铁工人邱财康的纪录片。等我多年以后招工进厂,又在钢铁厂当过八年的炉前工人,见过那么多的工伤事故,怎么会对当年烧伤面积达89%的经典抢救案例忘记掉呢?


老太太又对我说,“老爷子叫钱绍昌。赵钱孙李的钱,绍兴的绍,昌衍的昌。你上网查查就知道的。”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回家后,上网一查,再次吃惊,原来钱老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


他出生杭州,是吴越武肃王钱镠33世孙,其父钱潮曾负笈东洋,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以后回国,悬壶济世,成为一名著名的医学专家。钱老1948年入圣约翰大学,主修医科。1954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获美国宾大医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分配到上海广慈医院,子承父业。尔后,作为主要成员参入邱财康烧伤病抢救。不久,当上了瑞金医院的烧伤科副主任。1966年,在国内首创“焦痂早期切除,大张异体皮移植法。”在国内医学界引起轰动。十年动荡年月,他蒙冤入狱五年,失去工作。风平浪静后归来,没有想到,天命之年,没有回到手术台旁,却站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3尺讲台。


圣约翰医科,第二医学院毕业,宾大医学博士,广慈医院就业,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知道,对于钱老,学业是水到渠成,单位只是换一个名称而已。倒是执教上海外国语大学,他人生经历中,一次匪夷所思的,两个专业之间的成功跳跃,局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其实也有踪迹可寻。


事情还得从七十年前说起。


1950年夏,钱老刚刚念完医科二年级,世界青年代表团即将访问上海,上海市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由当时的外事处长黄华,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外事翻译组织工作。鼎革之际,上海外语人才奇缺,黄华,这位当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革命者,知道教会学校师生的分量,直接从圣约翰和沪江两所大学的英文系学生中招取5名英文翻译。钱老虽是医科,从中学到大学,就读的都是教会学校,英文基础好,也被选中。几个月下来,圆满完成文字翻译及口译任务。外事部门惜才,请他留下,当时钱老年轻心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回到学校,志在杏林。等到他历经坎坷,重做冯妇,已是三十年后,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


1980年5月,出狱不久的钱老, 不忘初心,想回瑞金医院,重操旧业,却遭到无情拒绝。走投无路的他,看到报上一则招聘启事,冒然应聘上海外国语学院高年级英语教师职位。他在300多才俊的竞争中,笔试面试,均拔得头筹,无奈头上仍戴着“刑满释放分子”帽子,让人事部门踌躇不决。

王季愚院长得知,毅然拍板,将钱招致麾下,教授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英语,凡二十五年,成为当年一段佳话。这期间,他教学之余,又应上海电视台之邀,从事电视剧翻译,先后共翻译英文影视剧700余部(集),包括《鹰冠庄园》《大饭店》《成长的烦恼》《根》《荆棘鸟》和《哈姆雷特》等,其中《成长的烦恼》《根》和《荆棘鸟》等先后获全国电视译制片一等奖。同时,也将100余部(集)国产片翻译成英文。有几部,在国际上获得金奖。晚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蜚声译坛。


几天后,我遇到钱老,向他表达敬意,同时谈起了《大饭店》。我说,我喜欢黑利(赫利)。我在大学期间,读过他的《钱商》,以后又读过《烈药》《汽车城》和《大饭店》,都很入迷。


“Arthur Hailey ”。他对我的“黄普”,黄陂普通话“赫利”,有一点陌生,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于是用英语纠正。他说,他是《大饭店》影视剧的翻译,不是英文原著的译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影视剧翻译更难。除了追求信达雅,还要配合人物对话的口型,甚至追求字形。他讲一个例子,美国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妙语连珠,老少咸宜。翻译这部剧本,为将原剧中的幽默文字,传神译出,煞费苦心。剧中迈克竞选学生会主席。弟弟本作为啦啦队成员,兴奋无比,举牌助阵。本的标语牌原来想写上“I Like Mike”(我爱迈克),结果心急手乱,写成了“I Lick Mike”(我舔迈克)。爱字和舔字,中文字形,相差甚远。钱老于是将“I Lick Mike”的标语牌,翻译成“我受迈克”,不但传神了美式俚语的风味,也更符合识字不多孩子的错别字特征。

一个人的前后半生,如此灿烂。青年、中年、老年,杏林,讲台,译坛, 都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业绩。我在一旁,如同登山赏景,仰望峻奇,一座又一座的山峰,尽入眼中,美不胜收。我想,我的邻居钱老先生,还有没有什么风景,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惊奇呢?没想到,还真有。


那天,老太太与我在大厅里相遇。她见到我,第一件事,要我在大厅里沙发坐一下,上楼去拿东西给我。她旋风般地去,旋风般地回。给我早准备好的《新民晚报》介绍钱老的资料。我回家,顺势读到钱老的几篇散文。文笔清新,幽默隽永,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其中一篇,几年前,八十多岁时写的《圣约翰的校花》,我连读两遍,忍俊不禁,将部分段落摘录如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慢慢品味:


圣约翰的校花


老年人最爱怀旧,怀旧虽然有一丝伤感,却也有极大的乐趣。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50年的圣诞派对,因为那天我的舞伴是圣约翰排名第一的校花鸿翔公司的八小姐金智玉,大家都称她为八妹。排名第二的校花是程乃珊的姑妈,我在《在绿房子里学跳舞》这篇文章里曾提到她。第三名是周信芳的女公子。这个排名并非正式选举出来的,而只是大家基本上公认的。


我怎么有幸能请到挂头牌的校花做舞伴?原来由于多年来金鸿翔全家总是找我父亲钱潮治病,我们两家算是世交。那一次我有点异想天开,竟然大胆请八妹做舞伴。见到我来请她,八妹大吃一惊,笑得花枝招展,她想不到我这个念医科的“书呆子”也会找上她。因为圣约翰医科功课极繁重,学生们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因此被其他院系的同学视为“书呆子”。不过她还是大方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记得圣诞节那天我去她家接她。她家离我家很近,也在吴江路,那是一栋有东西厢房的石库门大宅子。去轻轻扣门,一位大姐替我开了门。我胆怯地说明来意,这位大姐高声地喊道:“钱医生的儿子来接八妹跳舞了。”


这时八妹的家人都在两边前厢房里好奇地争着看我,我站在天井里,羞涩得抬不起头来。不过,那次party上我得意非凡,好不风光。
……
 
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钱老为什么看上去总是那么年轻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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